学术现场丨哲学需要离开哲学主流的勇气——A. F. 科赫教授访谈

编者按

本期推送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科赫（Anton Friedrich Koch）先生的访谈。

在此预告，九月开始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Hegel und die moderne Welt）系列讲座第二季——“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讲座，科赫教授将作为第四场主讲人，于9月22日作题为“Hegels Lehre vom freien Willen in der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的学术报告，敬请关注、期待！

科赫（Anton Friedrich Koch）：德国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海德堡科学院院士（2008年至今），曾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雅思贝尔斯—伽达默尔讲席教授（2009年至2020年），国际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分析哲学。

本访谈刊登于《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第157-167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

2021年秋季号总第011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1年12月 

哲学需要离开哲学主流的勇气

——A. F. 科赫教授访谈

A. F. 科赫/著  朱渝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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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赫（Anton Friedrich Koch，1952—）教授

朱渝阳（以下简称“朱”）：您好，科赫教授！为纪念黑格尔诞辰250周年，我组织了“黑格尔哲学系列访谈”的特别活动。能邀请到您作为我们的采访嘉宾，我感到特别荣幸。在我看来，您的哲学方案最初深受传统德国观念论的影响和熏陶，并且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您长期以来从事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我首先想问的是，您是如何开始黑格尔研究的？从事黑格尔哲学研究对您个人的哲学生涯是否有裨益？

科赫：您好！我也非常高兴接受您的采访，有机会向中国学者们分享我的心得。也许您说得有道理，我的哲学方案是在传统德国观念论的长期影响之下产生的。这一看法至少在把康德归于德国观念论之列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但我更愿意把康德称作是一位温和的实在主义者。

我对黑格尔很早就着迷了，但很长时间以来一也许太长时间了一都没有真正读 懂黑格尔，并因此回避他。在大学时期，我曾两次在黑格尔哲学上挫败：一次是我大一第一学期参加的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初级研讨班（Proseminar），另一次是数年之后（大学结业考试期间）参加的关于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的高级研讨班（Oberseminar）。当时， 每次课上我都是一个沉默的听课者，并且不得不写下课程报告。尽管我的两次课程报告都赢得了高度认可，但我自己却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理解黑格尔。这使我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心生畏惧，尽管我总是下定决心：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想更多地理解哲学，那么我就必须要返回到黑格尔。

大约是1987年，我当时已在慕尼黑大学作为助教，自己讲课也很长时间了。那时，我就对自己说：“要么现在，要么永不！”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承诺了一种无前提的理论，即我们必须要从零开始《逻辑学》，并且不需要其他任何知识。因而，我当时直接开设了一个关于《逻辑学》开端的初级讨论班，并尝试和学生们一起来建构一种无前提的理论，以此来检验，这种无前提的理论是否与黑格尔的原文相吻合。这一做法成功了！我们不能通过其他解释来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只能通过如下方式：只有当我们遵从黑格尔严格的无前提规则，独自地建构这种无前提的理论，并把个人所习得之物与黑格尔原文参照对比。

多年以来，我从黑格尔哲学中学到：思想与存在总是处于一种基本的悖论 （Antinomie）和不一致之中，也就处于否定——否定自身——的悖论之中。这种悖论既不 是真实的，也不是可接受的，并且它——与黑格尔的乐观主义相反——也是不能完全被消除的。但我们首先从黑格尔哲学中学到的是，形而上学——作为逻辑空间的形式科学——被穷尽了。所有由黑格尔设想的，同时也特别出现在当今分析形而上学中的形而 上学的基本理念，在《逻辑学》中已有其出处。

此外，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要在方法上（而不是总是在内容上）创新，比如哲学作为现象学、语言分析、存在哲学以及诠释学，等等。

朱：说到黑格尔《逻辑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贡献，我们不得不提及您的一部关于此主题的著作：《逻辑空间的进化》。您在书中这样写道：“黑格尔是逻辑空间进化和过程性的发现者，黑格尔新的形而上学或者非标准的形而上学是与此相关的进化理论，是一种进化论的逻辑学，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也就是说，按照您的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种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进化理论。您能详细展开一下这个论题吗？

▲ 科赫教授著作《逻辑空间的进化——黑格尔非标准的形而上学论文集》（Die Evolution des Logischen Raumes: Aufsätze Zu Hegels Nichtstandard-Metaphysik, Mohr Siebeck, 2014）书影

科赫：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进化（Evolution）并不等同于革命（Revolution）。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革命，不如说是对形而上学的完成，因为这一《逻辑学》让所有可能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按照顺序出场，并使之退出。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是最后的赢家，这就是说，真理是这些相互交替着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过程。这个全部过程在《逻辑学》的结尾处（特别是在关于方法的注释中）被总结为绝对理念。

不同的形而上学把逻辑空间（或者说是绝对物），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事件和所有能想到的总体看作某种静态物、某种永恒之物。逻辑空间：例如是同质的、无差别的存在（巴门尼德）；是理念世界（柏拉图）；是实体的总体（亚里士多德）；是单一无限的实体（斯宾诺莎）；是所有可能的世界（大卫•刘易斯），等等。但黑格尔却告诉我们：逻辑空间通过依次经过所有的（不仅仅上述的）这些形态而进化，逻辑自身不是静态的，而是发展的，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全体。因而，黑格尔逻辑空间的理论是一种非标准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一种逻辑的进化理论。

朱：您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理论归结为一种逻辑进化理论。为了得出这一论题，您在《逻辑空间的进化》这部书中，基本上考察了黑格尔所有涉及逻辑理论的文本，其中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实在哲学》以及与哲学史的关联。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独立的逻辑学草案最早可以追溯到耶拿时期，即1804-1805年撰写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残篇。为什么您并没有把这一早期逻辑学草案作为一个考察对象？

科赫：对于我的研究领域而言，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因为我并不是很想知道，黑格尔个人想的是什么，而是真正的哲学是什么。我主要集中在黑格尔对其理论的最后修订中，在此修订版中，但愿黑格尔最好的思想已汇入其中。甚至是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在我看来，仍然还是黑格尔本身哲学思想的一个预备阶段。

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对我而言，重要的是1830年的《百科全书》和1832年的“存在论逻辑”。但遗憾的是，《百科全书》中关于逻辑学的论述微乎其微。因而我不得不用1813年的“本质论逻辑”和1816年的“概念论逻辑”来替代1830年《百科全书》中的逻辑学，并以此作为核心的文本基础。（我同样用后来的《法哲学原理》来替代《百科全书》中关于“客观精神”的学说。）

我的问题或者我的着迷之处在于：我不是黑格尔研究者、康德研究者或者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而是说我想要从所有的经典作家中学习。我想要知道：什么是思想、什么是存在，以及思想与存在是怎样相互关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无法对早期黑格尔投入很多时间。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能从黑格尔早期的文本中学到很多，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的后期著作及其思想。

朱：我自己在耶拿大学读博期间，就是以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一部手稿《伦理体系》（1802-1803年）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在从事黑格尔耶拿早期著作的研究中，我始终有这种印象：不仅是上述提到的1804-1805年逻辑学手稿，而且黑格尔同时期的其他文本，包括著名的三大"耶拿体系草稿”（Jenaer Systementwürfe I/II/III），在德国学界甚至在国际黑格尔研究中鲜有论及，在您看来，这种现象是黑格尔研究中的一个缺口吗？

科赫：如果您把这种现象看作一个研究缺口，您的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许多有趣的研究项目和议题也许都存在许多大的研究空白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空间。

朱：我在耶拿大学是跟随施密特（Andrert Schmidt）教授完成博士学业的，而施密特教授是在您的门下完成博士论文，并且他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您身边作为助教工作了长达十年之久。无论在学术方向上，还是在工作方式上，他都深受您的影响。在一篇访谈中，施密特教授曾这样说：“我特别称赞他（科赫教授）的勇气，他能离开哲学的主流，进而发展出非同寻常的哲学理念。当下哲学对于概念精确性的需求迫使哲学的创造力窒息。但科赫教授在这方面具有高超的创造力。”传统的德国观念论作为哲学的主流曾是您研究的中心，但您对康德、黑格尔以及其他古典哲学家的研究却通过长期深入地涉猎分析哲学而在概念上和方法上丰富了德国观念论。无论是德国古典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都算作哲学的主流，您在从事这些主流论题的研究过程中，是如何敢于做到远离主流命题，另辟蹊径，进行哲学创造的？

科赫：施密特和我，我们相互之间都很欣赏对方。我当然也希望，施密特对我哲学工作如此之高的称赞能够有些许合理之处。我觉得，在我身上显现出来的诸如勇气和创造性，在根本上仅仅只是我在追问和研究中显现出来的孩子式的天真，以及我对于褒贬太无动于衷。受到认可，我没有其他人那么开心；面对批判，我也没有其他人那么生气。我的孩子们清楚我这一点，并时常告诉我，我的理论智能尚达标，但我的社交智能还有待开发。这可能在外面有时显现为胆量或勇气。

但我在军事方面的勇气完全可以确定地说为零。这一点我早在游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当警察使用警棍、喷水枪和催泪瓦斯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们怀着父辈的、臭名昭著的军事勇气（当然无生命危险）蜂拥而至、冲向前线，为的是把催泪瓦斯再次扔向警察，而我没有。对我来说，身体的完好无损比军事胜利更加重要。我从不是一个积极的士兵。

顺便说一下，在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西德的校园中弥漫着学生运动。我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进行“市民科学的批判”（我们当时是这样称呼的），因为我们的教授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进行批判的。但我当时非常天真地设想：为什么我不应当从“市民学者们”中学习，他们有哪些有趣的、有益的以及值得学习的东西？——我就贪婪地啃掉了蒯因，之后是戴维森和塞拉斯、斯特劳森和其他学者们的著作。

20世纪70年代中叶，海德堡哲学系的风气开始转变。年轻人开始嘲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的胡说八道”，而这个辩证理论他们在此之前还认为是理论发展的巅峰。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动机，但所有人都嘲笑“黑森林精灵”的海德格尔，同样受到嘲笑的还有辩证法家和分析主义者。但这丝毫并没有阻止我仍然迷恋于黑格尔（尽管我当时也没有读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海德格尔以及从海德格尔对古希腊哲学家深入的探讨中学习。

相比之下，还有平静的一端。时至今日，我所有的学习研究都围绕这一端旋转，且时间越长，就越为之旋转。这平静的一端就是我自大学第二学期或者最迟第三学期以来开始阅读的康德。康德一开始既让我受益匪浅，又让我觉得无聊烦琐，但我却能立即很好地理解他，而且他的各种论题和论证使我完全豁然开朗起来。在此期间，我完全就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当然，我在某些细微之处也保持与康德少许的分歧和补充。

朱：下面的问题是关于您的代表性学说：主体性论点（Subjektivitätsthese）。早在1990年出版的大学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时空中的主体性》（Subjektwität in Raum und Zeit，1990）中，您就提出了主体性论点，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不断丰富强化这一论点。您最初是怎样想到这一论题的？

▲ 科赫教授著作《时空中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 in Raum und Zeit, Vittorio-Klostermann, 1990）书影

科赫：在我原初的、1988年向慕尼黑大学提交的题为“指涉单个物和自我指涉”（Bezugnahme auf Einzelnes und Selbstbezug）教授资格论文的版本中，主体性论题还完全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对此论题在认识论上的一半论证。也就是说，如下命题：指称思想不仅是不可还原的[约翰•佩里（John Perry）、罗德里克•奇泽姆（Roderick Chisholm）和赫克托-内里•卡斯坦尼达（Hector-Neri Castaneda）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也是以思维主体的一个先验的自我个体化和自我定位为前提。如此一来，这些思维的主体就先验地知道，他们是非对称的、有躯体的生物，并处于一个（3+1）维度的空间一时间中。1985年夏季学期，在慕尼黑大学授课的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以及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去世后才出版的著作《指称的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1982）都把我带到了主体性论点，尽管斯特劳森和埃文斯都不会赞成我的先验论。

但当我即将要提交论文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论题也有本体论的意义：物在空间一时间中的本体个体化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即一些“物”——也就是个人一在一些时间地点上，自身先验地个体化和自我定位；也就是说，空间一时间体系必然地（不管何时何地，例如就是此地此刻）包含了一些有躯体的主体。

受同事詹斯•库伦坎普夫（Jens Kulenkampff）之邀，我于1988年在杜伊斯堡大学第一次做了一个关于上述论题的讲座，但这个论题既不能使库伦坎普夫，也不能使在场的其他听众信服。这个论题在我看来，却是明明白白、绝对真实的。在我1989年1月份结束了为教授资格论文答辩而开设的试讲课之后，同时也在慕尼黑大学成了讲师和高级助教之后，我完全重新改写了这篇论文，并且把主体性论题置于著作的中心。新的版本就是之后1990年由法兰克福克洛斯特曼（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的《时空中的主体性》一书。

朱：在您近些年的强化版本中，主体性论点被表述为“我们不是偶然"（Wir sind kein Zufall）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口号。您在《诠释的实在论》（Hermeneutischee Realismus，2016）这部书中对主体性论点做了如下的阐述：“体现了时空的、有生命的主体性，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管何时何地都存在于空间一时间体系之中，这具有逻辑—哲学的必然性。”概括来说，我们在时空体系中必然存在，是因为主体始终在其自身所涉及的实在性条件下存在。我认为，这个论题不仅令人着迷，而且值得深思。尤其是您的论证步骤，完全是按照严密的逻辑分析步骤进行的。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应该如何从逻辑—哲学方面设想自身在时空中存在的必然性？

▲ 科赫教授著作《诠释的实在论》（Hermeneutischer Realismus, Mohr Siebeck, 2016）书影

科赫：一个绝对的区别的思想是前后矛盾的，并且与不可区别的同一性原则也是不兼容的，而此原则是谓词逻辑真理的第二阶段。换句话说，当a和b在数值上是不同的（是两个），那么a和b不是这样直接的（或绝对的）不同，而是说a必然有某些部分，是b不具有的（例如，a是红的，b不是红的）。

但主体方面和认识论方面的普遍概念，以及客观方面和本体方面的普遍属性是无法个体化的。概念在认识论上不是“为我们”存在的，属性在本体上也不是“自在的”。也就是说，对于概念，尤其是对于普遍属性来说，还必须有另外的、别的东西存在。只有这样，a和b才能相互区别。

首先想到的是时空中的各个位置，例如：

当a在t时刻位于o处，b在t时刻位于另一处o1，那么a和b在数值上是不同的（是两个）。

但现在问题是，当不存在绝对的区别物的时候，那么空间与时间中的各个位置应该如何相互区别？无限循环的只能是如下解释：时空中的各个位置通过位于这些位置上的物/事件相互区别。而物/事件又恰恰是通过它们在时空中的不同位置相互区别。

在这点上，谜底的答案却又完全是直接的、无可替代的：在认识论上，我们在空间与时间中是通过我们赋予物的指称的规定性而使物个体化。例如，a现在在这儿，直接在我前面，b在那儿，在我右方3米处。我们现在只需要假定，本体的指称规定性——指称属性——在物的方面是符合我们在认识论上的规定的。

各个物最初在本体上就是通过指称属性而个体化的。但指称属性却是相对的属性，亦即这些使得物只是相对地属于有躯体的主体的属性。为了使物在本体上个体化，就必须存在不位于空间与时间中的有躯体的主体。

朱：您曾把主体性论点总结为“一种诠释的实在论的基础”，并明确断言，“第一哲学是诠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但同时您又在《试论真理与时间》（Versuch über Wahrheit und Zeit）这部著作中，把第一哲学定义为关于真理的学说：“在这种实证的存在中，古典本体论和概念论与真理的事实相关。”在后一种意义上，您也明确地指出，古典的第一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与关于真理的学说密切相关。从诠释学的角度看，第一哲学是诠释学，而非形而上学；从真理的角度看，第一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学说，而真理又与形而上学相关。您的这两种表述是相矛盾的吗？

▲ 科赫教授著作《试论真理与时间》（Versuch über Wahrheit und Zeit, Mentis Verlag Gmbh, 2006）书影

科赫：旧的经典学者们和新的经典学者们的形而上学理论都完全是有趣的、深刻的真理（也有包含谬误的理论，但这样的理论就不再那么有趣）。但如果我们遵循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理解为（a）一门理论科学（不是实践—诠释学，也不是技艺—诗学），把一门理论科学（b）理解为一门无基点的（standpunktfrei）（无指示的，indiktatorenfrei）科学，那么，形而上学则不得不以数学的、无指示的语言被表述。但因为形而上学（c）是第一哲学（第一科学），所以，它就不能依赖于一门位列其后的科学（比如数学）。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没有成功的形而上学，没有无基点的第一哲学。

但也有类似之物：第一哲学作为一门基点不稳固的（standpunktsensitive）、先验的科学，它是一门关于思想、存在以及思想与存在之间关系的科学。简而言之，第一哲学应该被把握为一门实体的和先验诠释的科学。就其内容而言，这门科学是一个温和的一实在论，也是诠释的——实在论。

这种诠释的实在论可以吸收许多源自古典形而上学的，特别是源自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容，并且根据其自身的条件而把这些内容重新表述为原理。这种诠释的实在论也就包括了一种诠释的本体论和一种诠释的认识论。

朱：您的主体性论点通过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著作或强或弱地得到了表达。您的哲学著作在德国学界享有盛名，且以原创和高产著称（迄今为止，您的个人原创性专著就达到了七部）。在阅读您每部著作的过程中，我自己颇有感触的是，您的哲学著作非常具有“可读性”（Lesbarkeit）。这不仅是说您的哲学论点新颖独特、论证过程缜密细致，更重要的是您语言表述简明扼要，写作框架易于理解。提出问题、进行论证、再次重复、回顾前文以及总结概括，这些步骤贯穿您的每一部哲学作品之中，因其“可读性”，尤其是为大众读者进入哲学开启了一扇窗。您是想把哲学带入公共大众，特别是大学课堂之外的讨论中吗？正如您在《真理、时间与自由：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中所强调：“哲学的基础知识有助于理解这本书，但它不是必要的。”这本书在2016年被翻译成中文，吸引了许多中国读者。

▲ 科赫教授著作《真理、时间与自由：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 Einführung in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陈勇、梁亦斌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书影

科赫：是的，您的判断和解读非常正确。我个人是非常愿意把哲学带入公共大众，特别是大学课堂之外的讨论中。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相比之下，在自然科学中就容易得多，因为自然科学家们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已经达成了一致。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做一场面向大众的“相对论”讲座，而不必担心同行们会谴责他持有一种完全错误的立场。（当然物理学家们对于“量子理论”的解释还莫衷一是;但这涉及的不再是狭义的、用数学表述理论的量子物理学，而是量子“形而上学”。）

但哲学家们如果在普通公众前阐述自己的立场，那么他们就必须同时兜售各自极其冗长的论证，以此来证明各种原理。否则的话，就没有人相信哲学家们；而且，同行们将提出异议；最后也是因为没有论证，人们将完全无法正确地理解各种论点。

如果我要以大众流行的方式宣讲诠释的实在论，那么读者们会说：“这到底是什么？谁又会相信这套理论呢？”

当然，我也可以极其简化并直接宣称以下论点：“看这里，这就是最新最好的哲学：第一，我们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而我们也不是理智计划和设计的产物；因为本来就是必然的东西，没有人能够计划或阻止。第二，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思想受到了一种无药可救的悖论的侵扰，即受到了否定一否定自身的悖论的侵扰，对于这样的悖论，我们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学会从诠释学的角度机智地与之打交道，就像我们也必须要机智地与新冠病毒打交道一样。第三，认识事物在结构上与阅读文本和翻译文本是一致的，并且也存在着同样的翻译与解释的不确定性。第四，真理有三个本质方面：一个实在主义方面、一个现象学方面和一个实用主义方面。这三个方面在充满张力的统一性之中，相互归属（等等）。”

我很难想象，以这样一种方式宣称我的理论，能给大部分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朱：虽然让哲学进入公共讨论实属不易之事，但您的每一部哲学著作都是为之努力的见证。我个人感到惋惜的是，您于2020年9月30日正式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退休。看到这则退休通知，我想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您就此离开大学课堂，不再进行哲学思考？您在退休之后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科赫：自我报名进入小学开始，我就对我丧失了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而感到无限的沮丧。我感到自己是被支配的，因为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自己无法如其所愿地在入学之前照顾我。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每一个国家，即便是最民主的国家，也有一套管理体制。

我当时立刻也就明白了，相较于各种艰辛的职业而言，学校是“较低程度的恶”（dasgeringere Übel）。我终生都在学校，更确切地说是在大学里度过的。现在我抑制不住地开心要返回到之前的状态，我也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像我生命的最初六年里那样自由。此外，我也非常开心，我最终有时间来写那些我一直想写，但由于缺少时间而迄今未动笔的著作。当然，我也将继续接受一些学术会议和讲座的邀请，因为我不想拒绝那些还想听我讲的人。

朱：最后还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您从业哲学四十余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哲学人才。在培养博士的问题上，您有自己独到的方式方法。在博士生们（四到五年甚至更长）的读博生涯中，您一方面给予其必要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也给予充分的指导。您和博士生们的这种学术沟通交流模式，是受到您的博士导师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影响吗？当时您不仅在亨利希门下读博，而且曾两次作为助教协助他的工作。

▲ 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1927-）

科赫：是的，这肯定是受到迪特•亨利希的影响。我认识一些同行同事，他们会给博士生们规定怎样写博士论文，以及博士生们应该要注意的所有点。我完全不是反对那些友好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后来时常会变成要求，这（从教育学的角度）会让人感到反感。迪特•亨利希当时不是这样做的。显而易见，他的博士导师伽达默尔也不是这样做的。在迪特•亨利希作为伽达默尔助教的时候，伽达默尔有一次曾友好地对他说：“亲爱的亨利希先生，事实上我不得不马上解雇您，因为，您课上所教的东西与我所说的完全背道而驰。但您做得却非常好，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古老的海德堡精神：可以做任何事，但必须要把它做好。我努力让自己置于这个传统之中。但我是否成功地做好了，这不得而知。

朱：在访谈的最后，我还希望您至少列出五部曾经（或者至今仍然）对您的哲学生涯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或者文章，并简要说明一下理由。这也是许多学生和年轻学者们一直很好奇的问题。

科赫：我当然可以说一些奠定了我哲学学习基础的重要著作，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智者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弗雷格的文章，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蒯因的《语词与对象》，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以及塞拉斯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等等。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人们能从上述文本中获益颇多。但我却更愿意说在我哲学阅读的经历中给自己带来惊喜的五本著作。这些文本我当时虽是出于“正常的”科学兴趣接触到的，但它们就如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让我爱不释手，直至将其读完。

第一，是蒯因的《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一文，它由两部分构成。当时我就越来越清楚，哲学的自然主义和数学的模态理论（数学逻辑的语义学分支）与语言的理解现象不相符合。蒯因清楚明确地反对自然主义而无心充当了我的主要依据者，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他。

在阅读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第二个和第三个文本的时候，我两次都有相似的深入的阅读经验。第二是《命名与必然性性》（Naming and Necessity），第三是《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人语言》（Witte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克里普克两次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并义无反顾地反对当时的哲学主流，这为我打开了看待那些本来显而易见存在却无人关注的事物的视角。我认为，克里普克对维特根斯坦的解释虽然站不住脚，但这也无关紧要。因为事实上，克里普克不同于蒯因的无心之举，他是有意为之，并且以无法超越的明晰性指出了物质主义在精神哲学中的挫败。

第四和第五我要说的是汉斯-皮特•法尔克（Hans-Peter Falk）。他是我在海德堡的大学同学、慕尼黑大学的助教同事，但在2020年5月22日不幸离世。他的博士论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知识》（Das Wissen in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1983）让我坚信，即便我们进行一种坚固的分析研究，最后还是能够理解黑格尔。如果没有法尔克的话，估计我就不会在1987年通过教学活动来学习黑格尔。第五要称赞的就是法尔克教授资格论文《真理与主体性》（Wahrheit und Subjektivität，2010）。法尔克虽然差不多与我同时（1988-1989年）向慕尼黑大学提交这篇论文，但它却在2010年才得以付梓出版，当时法尔克身体已经抱恙。在阿尔伯出版社（Alber）首次出版时，我为之写下出版序言。我的《试论真理与时间》一书是一次越过重重距离与法尔克《真理与主体性》的持久对话。

 （采访整理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讲座预告

2022年9月2日

Andreas Arndt（柏林洪堡大学）：

"Die Eumeniden schlafen":  Über die Fragilität der Moderne

2022年9月9日

Klaus Vieweg（耶拿大学）: 

Hegel und 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

2022年9月16日

Jean-François Kervégan（巴黎第一大学）：

The Institutionality of Sittlichkeit

2022年9月22日

Anton Friedrich Koch（海德堡大学）：

Hegels Lehre vom freien Willen in der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2022年9月29日

Michael Quante（明斯特大学）：

Zwischen Würde und Pluralismus: Aktualität und Grenz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h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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